文物大盗-卢芹斋民国才是文物损坏、贩卖、流失最严重的时期
当今日我们驻足于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前，凝视那些标注着“海外回流”或“原藏于中国”的文物时，总不免心中一痛——那些商周的青铜、盛唐的陶俑、宋元的书画，本应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血脉，却成了异国展厅中的“东方奇观”。这一道道文化裂痕的背后，是民国时期触目惊心的文物流失史：战乱中的政府无暇自顾，地方军阀与奸商沆瀣一气，而站在盗卖链条顶端的，正是臭名昭著的文物大盗卢芹斋。
这个被西方捧为“古董教父”的浙江人，在巴黎建起雕梁画栋的“红楼”，在纽约操纵天价拍卖会，将昭陵六骏打碎装箱，把广胜寺壁画整墙剥离。他勾结军阀孙殿英洗白东陵赃物，贿赂海关官员伪造文书，更与欧美博物馆合谋将盗掘称作“保护”。每思及此，恨不能穿越百年时空，将那些被割裂的佛像重新拼合，让打碎的骏马重归昭陵——但历史的伤痕已成定局，我们唯有直面这段血色往事，方能警示未来。
下文将揭开卢芹斋如何编织横跨三大洲的走私网络，如何在欧美权贵簇拥下将盗卖包装成“文化传播”，又如何让50万件中华瑰宝在切割机的轰鸣中永失故土。
卢芹斋（1880-1957）作为20世纪最具争议的古董商人，其文物走私网络横跨欧亚大陆，通过系统性盗掘、跨国贩运、权钱交易及文化营销，将数十万件中国文物非法输送至欧美市场。以下结合其经营手法、重大事件及国际关系网络展开详述：
卢芹斋依托“卢吴公司”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文物收购网络，分号设于北京、上海、西安等文物重镇。他与盗墓团伙、军阀（如孙殿英）及故宫太监勾结，形成“盗掘-收购-洗白-出口”产业链。例如，孙殿英盗取慈禧陵墓后，卢芹斋通过伪造“仿品”标签，将翡翠西瓜、夜明珠等珍宝走私至美国。此外，他通过贿赂地方官员，获得伪造的“合法”通关文件，如昭陵六骏出口时便利用了北洋政府的通关证明。
为规避海关检查，卢芹斋采用暴力切割（如龙门石窟佛像）、分装运输（如将昭陵六骏打碎装箱）等手段。大型壁画（如山西广胜寺元代壁画）被整墙剥离后分割成数百块，以“艺术品零件”名义报关。其纽约分店负责人弗兰克·加罗（Frank Caro）负责对接美国海关，通过政商关系疏通渠道，甚至利用外交豁免权运输文物。
二、欧美市场的文化营销与拍卖操控
1926年，卢芹斋在巴黎第八区建造中式“红楼”，内部陈列来自中国的石窟雕像、漆画壁板及古典家具，地下一层仿照魏晋石窟设计，被西方称为“中国卢浮宫”。红楼不仅是文物仓库，更是文化沙龙，定期举办特展吸引藏家。例如：
1933年“西伯利亚艺术展”展出商周青铜器与高棉雕塑；
1936年“汉代砖陶明器展”推出墓葬陶俑；
1940年“中国石雕展”展示龙门石窟切割佛像。
这些展览配合其出版的《中国石雕展》《唐宋元绘画》等图录，将文物包装为“东方艺术瑰宝”，极大抬升市场价值。
卢芹斋1915年于纽约开设分店，利用美国经济腾飞期的收藏热潮，与洛克菲勒、摩根家族建立长期合作。他主导的两次纽约拍卖会（1920年代）售出2800余件文物，成交价仅10余万美元，但后续通过博物馆捐赠抵税、学术研究背书等操作，使文物价值飙升。例如：
元代白瓷观音像以300大洋（约45美元）购入，后以50万美元售予大都会博物馆；
宋代白瓷碗国内进价10大洋（1.5美元），转手售价1万美元。
此外，他资助宾夕法尼亚大学、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“中国艺术研究项目”，换取学者为其文物出具“学术认证”，形成利益闭环。
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：购得昭陵六骏中的“飒露紫”“拳毛騧”（12.5万美元）及响堂山石窟雕塑；
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：藏有其经手的广胜寺壁画、李公麟《华岩变相图》及商代青铜方罍；
波士顿美术馆：收购龙门石窟石狮、隋代青铜造像及汉代画像砖；
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：获得山西广胜寺《药师经变》壁画。
这些机构通过卢芹斋批量采购文物，仅1926年上海港文物出口关税即达77.8万海关两（约合等值美元），占当年中国文物外流总量的半数。
卢芹斋与约翰·小洛克菲勒合作，将清宫旧藏青铜器以“慈善捐赠”名义抵税；为J.P.摩根家族定制“中国皇室珍宝”收藏系列，包括唐代金器与宋代官窑瓷器。其信件显示，他常以“中国政府禁止出口”为噱头，向富豪客户渲染文物稀缺性，例如向弗利尔美术馆推销时强调：“这是最后一批能合法离开中国的珍品”。
昭陵六骏：为运输便利，将石刻打碎，导致“飒露紫”马鞍断裂、“拳毛騧”腿部残缺；
龙门石窟《帝后礼佛图》：切割浮雕时使用炸药，造成石窟结构永久性损伤；
响堂山佛像：盗凿头部与躯干分离，部分雕像因运输颠簸碎裂。
卢芹斋利用国际法漏洞，以“私人收藏”名义规避文物原产地保护条款。他曾在纽约召开记者会，污蔑竞争对手的商代青铜兵器为“仿品”，迫使对方低价抛售。其自辩称文物“在西方免于战火”，但内部文件显示，他刻意利用二战期间中国文物保护真空期加速走私。
据保守估计，卢芹斋经手文物超50万件，涵盖青铜器、佛教艺术、书画、玉器等门类，占1949年前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一半。其上海分店1949年被查封时，一次性收缴342件文物，包括春秋晚期牲尊（现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）。
在西方，他被尊为“中国艺术启蒙者”，推动欧美博物馆建立亚洲艺术收藏体系；而在中国，他被斥为“文化叛徒”，导致大量文物本体损毁与历史语境断裂。其晚年虽捐赠战国青铜器“嗣子壶”给清华大学，并参与抗日募捐，但无法抵消其行为的原罪性。
卢芹斋的案例揭示了殖民时代全球艺术贸易的掠夺本质，其商业帝国建立在近代中国的动荡与文化遗产管理缺失之上。尽管部分文物因外流得以保存，但其非法性与破坏性始终是民族记忆的创伤，至今仍为跨国文物追索的难点。
六、卢芹斋的个人生活：矛盾婚姻、家庭操控与文化割裂
卢芹斋的私生活与其文物帝国密不可分，其复杂的家庭关系、跨国婚姻及对后代的刻意疏离，折射出他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扭曲身份认同。以下从婚姻、家庭操控、社交野心及后代命运四个维度展开：
畸形的婚姻：妻子、岳母与情人三位一体
1910年，卢芹斋在巴黎与帽子店店主奥尔佳（Olga）之女玛丽·罗斯（Marie Rose）结婚。当时玛丽仅15岁，而卢芹斋30岁。这场婚姻本质是利益交换：奥尔佳作为寡妇，急需经济依靠，而卢芹斋渴望通过法国家庭获得社会地位。婚后，玛丽沦为名义妻子，卢芹斋与岳母奥尔佳长期保持情人关系，三人同住巴黎蒙梭公园附近的豪宅，形成畸形家庭结构。
奥尔佳凭借法国国籍与社交手腕，成为卢芹斋商业帝国的实际掌权者。她不仅持有公司保险箱密码，还负责与法国海关、税务部门周旋。1926年建造“红楼”时，奥尔佳亲自监督建筑预算，甚至要求将部分文物销售款存入瑞士私人账户。卢芹斋在信件中抱怨：“她（奥尔佳）像看守宝藏的龙，连一枚铜板都要嗅三次。”
卢芹斋与玛丽育有四个女儿（1920年代出生），但她们均被刻意隔绝于中国文化之外：
语言隔离：女儿们仅学习法语、英语，卢芹斋禁止家中使用中文；
身份隐瞒：对外宣称女儿们是“中法混血”，掩盖其华人血统；
婚姻安排：长女嫁法国银行家，次女联姻比利时贵族，试图彻底融入欧洲上流社会。
卢芹斋曾对友人叹道：“我没有儿子，这些女儿终究是别人的。”
巴黎“红楼”：社交野心与文化表演
1926年落成的巴黎红楼（29 Rue de Courcelles），是卢芹斋打造的个人纪念碑。这座中式建筑混搭了明清王府、藏式佛堂与法式沙龙：
一层陈列青铜器、佛像，用于接待政商名流；
二层仿紫禁城寝宫，摆放拔步床与苏州刺绣，实为文物仓库；
地下密室仿敦煌石窟，藏匿未报关的壁画与石雕。
卢芹斋常身着长衫，以“东方贵族”姿态在此举办晚宴，宾客包括法国总理赫里欧、日本驻法大使杉村阳太郎等。
奥尔佳母女不仅是家庭成员，更是卢芹斋的“文化展品”。他要求玛丽在沙龙中身穿旗袍表演茶道，而奥尔佳则扮演“中国艺术权威”，向客人讲解文物掌故。1935年《巴黎画报》记载：“卢夫人（玛丽）像一只精美的瓷瓶，被摆放在红木条案上，微笑如同定制的面具。”
二战期间，卢芹斋将部分资产转移至瑞士，导致与奥尔佳关系恶化。1948年奥尔佳携女儿们搬离红楼，仅留卢芹斋独守空楼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这座楼里每一块砖都刻着贪婪，连老鼠都在啃噬我的良心。”
1957年卢芹斋病逝前，曾试图让孙女学习中文，但遭女儿们拒绝。他托人将一枚战国玉璧送回湖州老家，附信写道：“此璧出自楚墓，与我同乡同源，望埋于祖坟旁。”但因中法断交，玉璧最终流落纽约拍卖行。
卢芹斋的孙女在2010年法国纪录片《卢芹斋之谜》中坦言：“家族从未保留任何中文物品，母亲（玛丽）临终前烧毁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信件。” 四女的后裔至今拒绝承认华人血统，其曾孙女甚至将“卢”姓改为“Loo”，彻底抹去中国印记。
卢芹斋一面在西方扮演“东方文化大使”，一面在家族中践踏中华传统，这种撕裂源于其阶级跨越的焦虑：
自卑与虚荣：出身仆役的他，借文物与豪宅伪装贵族身份，却在欧洲精英眼中仍是“高级掮客”；
文化背叛：他深知文物承载的民族记忆，却亲手将之拆解为商品，正如他将家庭拆解为利益工具；
历史报应：其子孙的文化断根，恰似那些流落海外的文物——失去故土，沦为无魂的装饰品。
正如学者王鲁湘所言：“卢芹斋的红楼是他毕生野心的实体化，每一件文物都是他垫高自我的砖石，但垒得越高，越显出其灵魂的矮小。” 这段畸形家史，与其文物倒卖网络一样，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微观缩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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